内容摘要
1.9万亿韩元的财政刺激很有可能大大超过美国的产出差距，使美国经济在短期内过热。如果美联储提前采取货币政策来对抗通货膨胀，美国经济将面临经济衰退的危险，全球金融市场将出现严重混乱。
2021年美国经济复苏速度似乎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最快的，可以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全球利率上升、吸引资本回流、美元升值。在复苏较慢的经济体，特别是缺乏疫苗的新兴经济体，利率将抑制总需求，不利于经济复苏，股市将在评估和利润的两端受到双重冲击。美元升值会给新兴经济货币带来贬值压力，形成资本外流和反馈效应，加剧这些经济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或引发金融风险。
就中国而言，即使美国经济复苏再次推高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进口性通胀风险也相对可控。
保持足够的汇率弹性是应对外资外流和避免美国“羊毛”的最好方法。
短期内中国的资本外流压力可以相对控制，因此要坚持金融开放，不要把金融开放作为反向周期调节工具。
目前，我国总需求恢复还不稳定，外部环境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二季度是重要的观察窗口，现阶段宏观政策不能匆忙改变方向。
本文需要CF40报告成果，部分内容来自3月23日举行的CF40-PIIE中美青年圆桌会议第1期《中美欧洲财政货币政策调整》。中美青年圆桌项目由中国金融40人论坛(CF40)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E)共同举办，为中美青年经济学家提供学术交流平台，就双方关心的中美及全球经济金融领域的重要问题进行双月定期审查。
美国1.9万亿财政刺激的高概率导致美国经济过热，3月11日，美国国会通过拜登政府正式通过了1.9万亿财政刺激方案。新一轮财政刺激的重点仍然是补贴受损的居民部门，对改善美国居民消费和资产负债表起到直接作用。美国需要多少财政刺激取决于美国的产量差距大小，即实际经济增长和潜在增长率的差距。在1.9万亿的财政刺激下，美国经济可能会出现三种可能的情景。
第一种情景：财政刺激恰到好处，经济恢复到潜在增速水平，没有引发显著的通胀上升，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可以按兵不动。
如果这次财政刺激恰到好处，就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实际上符合两个前提。第一，美国目前存在着比2009年大得多的产量差距。其次，美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很低，意味着美国居民的储蓄意愿很高，大部分补贴都用于储蓄而不是消费。如果满足上述任何条件，此次财政刺激都可能是适当的，不会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上升。
彼得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访问即使按照最悲观的情况估算，美国的产出缺口大概也只有9000亿美元左右，因此他和美国前财长萨默斯都认为1.9万亿财政刺激力度可能过大。
第二种情景：财政刺激导致通胀率上升，美联储对此不作反应，进一步推动美国经济短期走向过热。
这意味着1.9万亿韩元的财政刺激很有可能超越美国的实际产出差距，带来过度的总需求和通货膨胀。美联储可以对通货膨胀保持不动，确保经济和就业市场的持续改善。但是这样做的代价是美联储在过去20年里建立起的央行信誉会受到损害，市场无法锚定通胀预期也会影响到美联储未来的货币政策效果。布兰查德认为出现这种情景的可能性最大。
第三种情景是财政刺激导致通胀率上升，美联储为抑制通胀开始收紧货币政策，美国经济将面临衰退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通胀上升将促使美联储提前结束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幅上调利率，阻止通胀预期的进一步上涨。(威廉莎士比亚、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这时紧张的货币政策将抑制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甚至使美国经济面临衰退的危险，这可能会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
美国的1.9万亿财政刺激可能会引发新的全球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动荡。在新的财政刺激的推动下，2021年美国经济的大概率将全面恢复。从恢复速度来看，美国很有可能超过欧盟、日本等其他经济体。由于缺乏足够的疫苗，很多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复苏进度很有可能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2021年，美国经济复苏速度可能是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中最快的，并通过四个渠道影响全球。
第一，美国加速复苏会拉动全球复苏，推升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美国经济复苏有助于增加进口，带动全球商品需求，提高全球经贸复苏和通胀预期。疫苗加速落地后，美国服务业改善将更加突出。特别是航空业和旅游业。这将增加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并使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
第二，美国加速复苏带动全球利率上行，带动全球股票市场重新估值。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是全球无风险利率的锚，也是全球风险资产的价格中枢。截至2020年6月，美国经济快速复苏使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部分国家股市出现明显回调。今后，随着美国经济的迅速复苏，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上升的概率将提高，预计全球利率将上升。
但是，不同国家在恢复过程中存在很大差异，一些国家仍然需要低利率的支持。对于复苏相对较慢的经济体，特别是缺乏疫苗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率上行会抑制总需求，不利于经济复苏，股票市场会受到来自估值和盈利两端的双重冲击。
第三，美国加速复苏吸引全球资本回流到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疫情初期，美联储为市场提供了大量流动性，以应对疫情的冲击，许多新兴经济体获得了美元流动性，没有因美元不足而造成全球金融市场混乱。由于疫苗分配的不对称性，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可能优于新兴经济体，这使得全球资本很有可能重新回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并引发资本出国的资本市场混乱。(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疫苗、疫苗、疫苗、疫苗。
第四，美国加速复苏带动美元升值，新兴经济体货币有贬值压力。美元指数中欧元的加权最大，超过50%，日本紧随其后。多亏了新的财政刺激，美国经济的复苏速度比欧洲和日本更快，美联储也没有继续疯狂货币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美元指数贬值的概率大于贬值的概率。美元升值会给新兴经济体货币造成贬值压力，并与资本流出形成反馈效应，加剧这些经济体资本流出和货币贬值，诱发金融风险。
我国的输入性通货膨胀风险相对可控，美国对“羊毛”的应对要保持汇率弹性。即使美国经济复苏，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再次上涨，中国面临的输入性通胀风险也相对可控。在1.9万亿财政刺激的作用下，美国经济全面复苏是大概率事件，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明显上涨。中国是大宗商品的进口大国，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将给国内生产企业带来一定的成本压力。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部分生产成本的增加可能会被汇率波动、提高生产效率、缩短流通环节、提高流动效率等因素逐步抵消。此外，终端消费品领域的竞争充足，企业难以提高商品价格，将生产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请访问3358www.sina.com/
中国面临的输入性通胀风险并不大。美国经济复苏加速，可以带动美元升值，将国际资本吸引到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上一阶段获利较高的外资在中国大量外流，国内资本市场动荡，资产价格很有可能大幅下跌。如果人民币汇率有足够的弹性，能在短期内充分体现美元价值的变化，外资流出持续下去，盈利能力就会下降。因此，保持充分的汇率弹性，让汇率充分发挥稳定期的作用，是应对外资外流，避免美国“羊毛”的最佳途径。
保持足够的汇率弹性是应对外资流出、避免被美国“薅羊毛”的最佳方式。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国积极推进金融开放，主要国际指数陆续将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纳入编制范围，这些因素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中国。其中，养老基金、主权基金、指数型基金等长期资本占相当大的比重。短期内中国资本流出压力相对可控，坚持金融开放，不把金融开放作为逆周期调节工具。因此，即使短期内美国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上升，这一部分也将长期留在中国市场，中国面临的资本外流压力将得到相对控制。
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许多不确定性，目前的宏观政策不能匆忙改变方向。宏观政策要坚持“以我为主”原则，密切关注国内经济复苏节奏，并相应调整宏观政策。这部分外资流入中国主要是基于配置需求和看好中国长期基本面，受短期因素影响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