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在新老范式的变迁之际，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正在发生转折。其代表之一是逐渐极化的美国经济政策。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引起“涟漪效应”，甚至波浪运动
文刘珺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仍在持续。疫苗生产和交付的数量和力量不断提高和加强，但传染病的趋势和经济恢复正常的时间表和轨迹仍然是假设和概率的组合。有效值不高，可信度不强。
因此，即使现在讨论“纯”经济问题，传染病这一公共卫生事件仍然是第一位的，第二省的经济问题(the second-order issue)是在传染病实际控制的前提下解决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制定者要看病毒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的眼色，解决经济问题的前提是解决公共卫生问题。
按照这个逻辑，假设经济低迷或阶段性地没有系统地破坏供给侧，特别是制造业，传染病的有效预防和经济的底层反弹在速度和规模上不同或不同，但相同的方向和步调要比较一致。(大卫亚设，Northern Exposure(美国电视连续剧)，经济名言)根据矛盾论的原理，矛盾的对立性根据特定条件转变为同一性，投射着目前传染病和经济的相互作用，也许这个过程已经悄然开始。
在传染病经济的世界版图上，中美两国是对比最强的两大经济体。中国的做法是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即疫情防疫开始，统筹疫情防控及经济社会发展。美国的做法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初期是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随机力量，政策方面和应对机制的效果几乎被脆弱的公共卫生体系吞噬。最近，在通过疫苗尽快实现全部免疫的同时(2021年夏末秋初，美国通过70%至85%的疫苗接种实现群体免疫)，预计将通过“广义财政、广义货币”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避免经济低迷，全面推动经济复苏。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经济政策影响广泛，影响力大，影响力深，“没有人能左右”，通常是这样的。危机更是如此。(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经济名言)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美国的经济政策力度和广度迅速扩大，采取“无止境”的姿态，远远超过原油央行行长德拉吉的“尽力”偏光政策1.0版，形成政策市场和市场政策的二维矩阵，“看不见”
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从2020年3月开始的“无限制量化宽松”(unlimitedQE)、“零利率”(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0-0.25%)中没有金额限制的国债和MBS购买负债计划；第二个是特朗普政府2020年12月推出的9000亿美元的传染病救济计划。三是拜登政府2021年3月出台的1.9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
美国经济影响全球，其经济政策自然对别国经济和国际市场具有超常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世界经济面临新老范式的变迁，火车头美国的一举一动引起了“风波效应”甚至波浪运动。以最近美国经济政策和引发的市场反应为主要参考对象，兼顾相关经济，结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经济变化的新特点，深入观察了新的经济范式和相应的经济政策
观点1:政治映射经济能力强，美国两党政策边界模糊，经济政策逐渐极化。事实上，新冠肺炎政治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已经在加强。全球金融危机后，政府的介入集中在遏制经济低迷的必要性上。有解释说，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需要通过“可见的手”来应对机制失败。美国疫情发生后，阻止港口和经济陷入泥潭，稳定就业，这更突出了政府的作用。
危机不会将替身病的发生转移到人类的意志上，但政治家希望在危机中重演自己的“罗斯福新政”。执政党通过经济政策推进政党主张，在野党反对相关政策，表达政治观点的迫切性和意志很强。但是人口结构老龄化和经济发展的本质是生产力的发展。美国两党在应对危机的经济政策方面，原来明确的政党划分越来越模糊。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JoeManchin的经济政策倾向保守，与民主党意见不同，但与共和党随时一致。例如反对拜登的15美元最低工资等。
两党基础选民的主要诉求难以区分，各自的经济政策有一定的收敛性，因此，更加集中关注边际选民的诉求，提高政党知名度成为自然选择，导致政策的极化。美国2020年前第五轮财政刺激总规模接近3万亿美元，拜登登船后2.8万亿美元也不让步，加上后续基础设施投资、社会保险、教育支出等，总规模将超过2020年。目前，美国联邦债务远远超过政府债务占GDP比例的主流警戒线水平，两党都以“积极贡献”使经济政策转向过度和极端的位移。
透视角度2:经济范式是质的变化转折点，产业经济的经典理论缺乏数字经济的变量关系解释力。产业经济和数字经济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不同，资源配置方式不同，市长/市场运营方式不同，基于前者的经济理论，对后者的解释力度越来越显现出局限性。
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上升并不直接与传统GDP增长相关(图1)，而是有一定的下行效应，包括抑制CPI。数字经济和技术经济自动化水平的提高、机器的人工替代、产业链的全球布局及中间环节的减少等，不仅大大减少了限制生产和制造的因素和技术瓶颈，而且作为新的生产资料，扩大了数据系统地提高生产力的能力。其意义是供给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减少。也就是说，在疫情下，即使全球供应链及生产活动受到巨大冲击，生产的整个链条恢复时间也会缩短，能力也会提高。因此，需求方的作用逐渐突出，解决需求问题的难度和重要性同时增加。DavidRosenberg估计，如果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礼包在第二季度用完，除非私营部门的需求明年增加10%，否则政策效果可能只是短暂的。需求，特别是工资增加和实际就业支持的需求，是经济恢复和持续增长的问题。
图1:中美数字经济比率和GDP增长图(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G20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中国信息经济发展白皮书》
透视角度3:全球化的速度调整和方向调整同时进行，核心内容正在变化。在民粹主义等反全球化思潮的背景下，全球经济的连通性和融合也不可逆转。数字经济的载体是数据，数据的连通性和流速是广域和光速。大数据的“大”不能分为地理区域，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革新初期，作用力场是全球的，其目标市场是全球的。
如果全球化的上半场是生产过程，供给适应需求，那么下半场就是更好的分配和更有效的生产平衡的过程，是需求正义的供给。经济全球化的内容和实现方式正在优化，政治“孤立主义”正在试图阻止这一进程，市长/市场一体化和经济集群分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大，强度加强，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不一定在经济本身。全球合作的一揽子方案是风波的关键。
观点4:美国经济政策的“跨境组合”频繁。特别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来龙去脉已经不清楚了。经济政策本是工具箱的概念。很少用一个政策来唱“独角戏”。美国经济政策的运用与重叠和合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使用(图2)，甚至两者的界限逐渐模糊。
最近引起很大争议的现代货币理论(ModernMonetary Theory)是用杂七杂八的财政和货币向拥有货币发行权的政府开处方。也就是说，可以在不增加收入的情况下增加支出，“购买”经济。实际上，西方主要经济体在一定程度上运用或部分运用财政赤字货币化或债务货币化，市场反应由通胀预期和长债利率、大宗商品价格等构成阶段性最高值，宏观效果是政策费用和副作用时间推迟，代际负担失衡加重。
图2:美国1970年以来利率政策和财政政策时间序列图表(单位：%)
数据源：Wind
观点5: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在通货膨胀和就业并行的趋势下更加关注就业，货币政策工具适应性赋予效力。其他主要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的多目标也逐渐成为主流。通货膨胀、就业、经济增长等并行成为目标，利率、货币发行、资产负债表管理、前景指导方针等。单一不再是央行货币政策的追求，而是更多的相机选择，甚至更频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例如，目前的“广义财政，广义货币”组合)。基本的协议是，如果政策之间没有相互协调和联系，政策效力将大幅下降，货币政策目标及其效力将统一，因此，适当降低政策工具的适用性非常重要。以衡量的政策效果推挤政策工具的类型和数量已经成为惯例。(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政策、政策、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视角6:美联储的独立性或央行的独立性只是相对的，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选项的本质没有改变。在应对危机时，货币政策在总量调节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宏观政策的主力军。但是，不能低估财政政策的结构调整作用，两者除了本职工作外，还进入彼此的领域。例如，结构货币政策和总量性财政政策、政策的相互交叉对各自的独立性有着深刻的影响，美联储也在其中。另一方面，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表明，金融危机和疫情发生后，与政府的互动越来越多，如一系列“光货币政策”，速度和力量都超过预期，因此，再次出现对独立性的疑问也不足为奇。货币政策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货币政策当局的独立性只是相对的，是系统内的独立，即与系统内其他政策制定部门的独立，而不是系统的独立，完全独立于政府外部。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选项，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的合作是必然的。政策的多样性和组合化特征决定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和谐也是必然的。货币政策当局要持续加强政策的预见性、准确性、针对性和时效性，而不是为了独立。否则本末倒置。
观点7:通货膨胀与就业的传统对应关系不再成立，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目标顺理成章。无论是“失业-工资”的菲利普斯曲线，还是萨缪尔森和索洛提出的失业-物价的第二条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与就业的关系都表明，在后工业经济时代，实证数据的支持已经不足。美国持续下降的失业率不会导致工资上升和通货膨胀上升，不断下降的劳动参与率会降低低失业率的成色，共享经济共享、打工经济等新的数字经济形态。就业的概念和形式发生了更为质变的变化。就业和失业不再是黑白的“二分法”，而是不断左右移动的过程，两者相互转换频繁。具有新冠肺炎传染病及防疫要求的在家办公进一步改变了就业状态，对疫情后就业能否恢复原状的问题的回答明显倾向于否定。因此，还调整了与美联储“控制通货膨胀，促进充分就业”货币政策目标相对应的工具和传导机制。美联储一再强调，除非劳动力市场有很大改善，否则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轻易退出。与这一立场一致，美联储去年首次修改货币政策实施框架，只考虑就业和最大就业之间的单向差距，实行平均通货膨胀目标制。过去通货膨胀率接近2%时，政策意图明显，而不是开始提高预防利率。不想承担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和过热的危险，背负把经济复苏的苗头扼杀在摇篮里的“经济杀手”的污名。货币政策是均衡技术，但现在偏向一边。可能是因为除了政治因素以外，紧缩的一方没有用，数字经济的通货膨胀仍然是人迹罕至的“新大陆”。货币过剩和通货膨胀的关系可能无法反驳，但通货膨胀的测定、预测和管理工具将与以前截然不同，新的方法论必须“破茧成蝶”。
图3:美国失业率和CPI(单位：%)
数据源：Wind
透视角度8:随着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和股票指数行情的偏离，股票债务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发生了变化。根据一般规律，股市和债券市场的表现大体上互相付出代价，因为资金有限。利率下调周期对应债券牛市、股市资金流出及增债构成，而利率上调周期对应债券熊市长/市场、股市资金流入及增股构成。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以来，这种关系发生了系统性的偏离，进入新世纪后变得更加突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这种关系进一步彻底重设(图4)。
图4: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s&p 500股指数
数据源：Wind
一种解释是，产业经济时代股票收益率较高，但风险调整后债券收益率相对相似，因此股票负债的相对均衡组合合乎逻辑，数字经济时代债券收益率持续下降，与股票的互补效应不再是左右投资的关键。(威廉莎士比亚，Northern Exposure(美国电视)，成功)第二，在大经济危机后，鸽派货币政策占据主流。特别是量化宽松和零利率、负利率的长期化导致资本市场价格中枢扭曲和风险定价失败。债券市场只有单边运动的可能性。债券投资在利率突破0后，博佳汽车的投资行为盛行，股市的红利股成为博利汽车投资者的目标，两种投资在组合中。说明3、股票市长/市场指数急剧上升的驱动力不是正态分布，甚至不是“二八效应”，而是带动技术股票、生物医药等少数头部企业、股市不断创造新的最高值，这种股市的个性特征强于共性特征，两个市场的整体比较在实际投资中没有太大意义。基本上可以预测，投资中的股票-负债比率关系可能会回归，但不是传统的强关联，而是弱关联。
透视观点9:美元和美国经济政策的外部影响力增大，溢出效应加强。危机发生时，美元作为避险货币的地位突出，吸收美元升值和极其稀缺的资金，导致需要经济救济和刺激的国家缺乏资金。尤其是硬通货美元、美国的全球资源虹吸效应在危机时更加突出，危机越大。(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经济名言)()在不是危机的时候，美国经济的增长诉求需要一定程度的美元疲软。即使市长/市场利率提高，特别是债券利率提高，经济复苏势头基本确定的时候，美元也不是逻辑上的升值，而是反向贬值，非市场因素的“计划性”引人注目(图5)。图5:美元指数和s&p 500波动指数(VIX)
数据源：Wind
除了世界上最深的“安全港”和最大规模的避难资产因素外，美元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政治化”，强弱并不是单纯的市长/市场供应和风险收益决定的，而是以综合国力为基础，保护本国市场，保护国家安全的积极“设计”，因此，坚持全球复苏和美国经济复苏的“原因”，如果资本市场是“经济晴雨表”，实际情况就会发生危机发生时远远落后(见美洲、美债、全球指数比较图6)，目前新兴经济体在抗疫期间也要继续爬坡，应对美元贬值和美债利率飙升的双重冲击。
图6:美国股票指数、美国负债指数、全球综合股价指数、全球综合负债指数
资料来源：Bloomberg
透视角度10:美元信用被“美国第一”等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和“以邻为主”贸易政策严重透支，成为虚拟信用生态互补性。虚拟货币价格从年初开始迅速上涨，比特币连日创下最高值，这是一个奇异的趋势(图7)。除了分布式数据库、限制限度、计算能力等技术因素外，信任将是核心问题之一。与密克罗尼西亚Yap岛的“巨石硬币”一样，货币的本质属性是信任或信用，法币更是如此。将这一概念扩展到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货币的存在和广泛使用的前提是发行国的信用和用户对发行国的信任。不必被“中心化”的口号所束缚。虚拟货币只是“物理中心”，本质上构建了围绕算法和平台的虚拟中心。如果中心坚不可摧，中心的存在就意味着体系的稳定，为什么要取代？
图7:比特币交易价格趋势(美元)
数据源：Wind
因此，比特币价格的暴涨与稀缺性、智能合约、防止货币超发、政治介入等关系不大，但作为对手的法币，“技术不如人”、货币发行纪律缓和、货币政策不稳定、财政政策借用货币政策“暗度陈仓”等行为严重侵蚀信用，用户的信任度也在提高。如果国际主要货币的信任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寻找替代方案的尝试就不会停止，虚拟货币或其他形式货币的春天只是开始，美元等国际主要货币的冬天还没有结束。(大卫亚设，北方执行部队)。
这种趋势性的变化还在发展，宏观层面右边的故事还在继续。
（作者为交通银行行长、CF40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术委员；编辑：袁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