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彬、王雅奇、赵正贤
原创声明：本文是CF40宏观经济医生研究系列3354宏观经济专题研究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这篇文章只是代表作者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CF40立场。
CF40宏观经济医生研究系列(China Macro Doctor，CMD)是由中国金融40人论坛(CF40)高级研究员张彬领导的宏观经济研究项目。
主要结论：
1.出口是观察制造业能力的镜子。从出口产品的种类和结构来看，中国在过去10多年里没有太大的变化，但这种观察忽视了中间产品的生产，不足以反映制造业能力的变化。
2.出口产品附加值率的变化是观察制造业能力的有益视角。该指标变化涵盖高附加值产品出口能力变化(行业间效应)和中间产品进口替代能力变化(行业内效应)。当然，出口附加值率的变化也可能受到产业升级以外的力量的影响，不能等同于产业升级。
3.中国处于前金融危机阶段(2000-2006)、金融危机阶段(2007-2009)、后金融危机阶段(2010-2014)的出口附加值率年均增长0.69、3、0.75个百分点。出口附加值率的上升几乎都来自行业内的效果。
4.金融危机期间，出口附加值率大幅提高了来自给定生产能力的优胜劣汰。以外部需求下降和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为背景，低附加值企业的淘汰和低附加值产品出口下降导致危机期间出口附加值率上升。
5、后危机阶段制造升级比前危机阶段更快。讨论其他因素对出口附加值率的影响后，危机后出口附加值率上升速度更快的合理解释是，现阶段产业升级速度更快。研发和专利数量、出口产品质量等指标两个阶段变化的比较从侧面支持了这一判断。
从贸易数据透视中国制造业升级
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滑，企业生存困难、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等报道不断，社会各界对中国实体经济增长前景越来越担忧。在研究层面，对这种现象形成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中国外部环境低迷、国内劳动力及融资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内外环境变化正在侵蚀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另一种看法是，中国正在经历旧的新结构变化，最终将走向更高的收入阶段的乐观。
这两种看法的根本差异在于“新”判断。如果“新立异”突出，“破旧”，就不必太担心了。国内人力成本上升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破旧”是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不仅不会破坏实体经济，而且是实体经济前进的催化剂。第二种看法更合理。如果“新立”不引人注目，“破旧”不成立，国内成本上升和人民币升值则源于制度和政策扭曲，严重破坏实体经济，第一种看法更为合理。
“新”是否显著，就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由于基础数据不足，衡量中国产业升级变化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本文从制造升级的角度观察“新”。制造业升级不能复盖“新”，但制造业升级是“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仍处于赶超阶段，人均GDP增长的重要意愿是制造业升级。制造业升级不仅会带来制造业部门生产力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制造业升级带来的收益增加还为其他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服务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支持)。
制造业升级方式多种多样。可能是开发新产品，也可能是以更高的生产效率生产现有产品，学术界对衡量制造业升级情况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指标。对中国来说，观察和评价制造业升级情况的重要切入点是观察和分析制造业企业的对外贸易数据。主要原因如下。1、制造业出口反映制造业前沿，行业内生产力高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国际市场(Melitz，2003年)。2、中国工业部门出口产值和工业增加值的平均值为75%。附加值率调整后，中国工业部门出口国内附加值与工业品增加值的比例仍然超过50%。3、出口数据的质量和可用性高。
以下文章分别从产品和生产链两个层面观察和分析出口数据，透视中国制造业升级情况。主要发现中国在前金融危机阶段(2000-2006年)、金融危机阶段(2007-2009年)、后金融危机阶段(2010-2014年)的出口附加值率年均增长0.69、3、0.75个百分点。3、危机后阶段制造业出口附加值率的快速上升源于现阶段制造业加速升级。研发和专利数量、出口产品质量等指标变更前后的两个阶段比较，从侧面支持这一判断。
初步观察：产品层面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国家统计局提出了对高科技产品的正式定义和统计。从比率来看，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例经历了2000-2005年的快速增长后，基本稳定在29%左右。从出口额的增速来看，2012年全年推出了尖端技术
